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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初步建起来的内部信用体系，而吸收和消化掉官府和民间的货币流通需求；以逐步缓和与解决历朝历代都不可避免遇到和面对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和后续问题。

    主要表现为，在国家进入休养生息之后的人口增长和产出爆发期，因为市面上流通货币和代货币的匮乏，导致在丰收年景也难免“谷贱伤农”式的，各种货币紧缩（钱荒）问题。

    所谓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制，听起来很有些田园风光式的美；但是究其背后却是相当脆弱的风险抵抗能力，和缺乏将农产品、手工制品变现的交流媒介，而导致生产、生活资料匮乏的不得已现实产物。

    以大唐一世近三百年间，为什么长期以来都是官方认定绢帛等轻贵之物，所充当的代货币能够大行其道。还不是因为历代铜钱流通不足，而民间商贸繁茂，国家赋税也需要足够等价标的物的种种现实需求给逼出来的。

    但是绢帛本身却不是耐贮存和磨损的事物；再加上产地宽厚长短疏密的质地标准不一，这就导致了在国家赋税征收过程当中，所延伸出来的各种黑洞和弊病；又变本加厉的摊派到百姓身上，也同时大大增加了行政成本。

    所以太平军在里也是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就是以国家信用有偿的吸收，民间沉淀的潜在财富和官民百姓手中的余财；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堆存在家里长锈发霉。

    另一方面就是加大开辟铜矿产出来源的基础上，铸造更多成色优异而成本低廉的新钱。来折价置换和淘汰掉市面上存在各种形形色色的劣钱、轻钱和旧钱，以及各种代货币的流通空间。

    比如，除了批量轧制出传统的足文、当五、当十铜钱之外，将面值较高的大小金银宝钱引入到流通当中去，作为大宗货币需求的分流手段。

    这样的话，就算是还有人想要铜钱融了作为保值或是增值的铜器，最后也只能是得不偿失的结果。而如果想要铸造私钱牟利的话，却也很难突破大规模工业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和多种防伪手段呢？

    毕竟，相比从国家层面上掌握经济运作天然优势之外；光是论起收铸币税的手段，这个时代又有什么人能够比的上，已经掌握初级工业生产和高产能的加工体系，并且拥有多方物料来源的太平军政权呢？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政权的强大与活力能够维持多久，也取决于相应的国家财政运转状况和社会经济体系的发展，是否能够形成相互匹配的良性循环程度。

    毕竟，历朝历代的由盛转衰和最终崩灭，都是围绕着相应的国家财政和伴随社会经济问题为发端，而在一次次改良和变革的努力成败往复当中，一步步的最终走向不可收拾的败坏结果。

    所以，拥有厚实主队经验教训和成功末班可以参照的周淮安，既然可以在一开始就适当的奠定好基础，那又为何要放任其继续走上历史的歪路、歧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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